故宫人赵珩回忆王世襄先生-【新闻】

畅安先生的学问

赵珩

畅安（王世襄）先生走了。曾就与畅老相识二十多年间的点滴往事，草撰了一篇《斯人去矣 大雅云亡》的小文，以志怀念。如今数十日过去，对故人的追念和怀想进一步化作了关于与其学养相关问题的深思。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畅安先生名声鹊起，成为文物鉴赏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与传承方面的泰斗级人物，他的传奇人生与著述也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当然，这来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时代对于中国文化越来越宽泛的认知，而另一方面的原因也是由于畅安先生的大部分论著都是完成于七十岁之后。畅安先生的去世，或被称为“一个时代文化的终结”，或被称为“文化通家的最后消亡”。虽然这些评论稍过于绝对和偏颇，但却不难看出一种不尽的遗憾与无奈。

畅安先生的老友、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在诗中曾称畅安先生是“少年燕市称顽主，老大京华辑逸文”。从表面上看，畅安先生青少年时代架鹰驯狗，放鸽蓄虫，属于世家读书子弟中的另类。其实，绝不同于一般纨绔子弟的荒嬉，他玩得精到，玩到追本溯源。正如傅熹年先生所说，他的“玩物”实际上是“研物”。畅安先生的中年，本应该是继《国画论研究》的完成之后，做出更大的成就。可惜自一九五二年之后，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他的《明式家具珍赏》和《髹饰录解说》出版之前，畅安先生竟沉寂了近三十年时间。于是不得不在七十岁的晚年“辑逸文”，甚或是“辑佚文”。但是这些“逸文”或“佚文”并非是一朝一夕的蹴就，确是他一生文化积累与沉淀的厚积薄发。

以畅安先生的家庭背景和受教育的经历，属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那种具有较新思想的世家一类，这种类型的世家在当时也是为数不多的，与周一良、周绍良昆仲，朱家溍先生，以及我的父亲（赵守俨）等，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的旧学基础大多完成于家塾教育之中，也就是说，在他们这一辈人中他们是真正受到过经学的教育。近百年来，国学的含义被无限扩大，史学、文学和子部之学都纳入了国学范畴。到了现今，甚至蒙学都被称为国学。但在百年之前，只有经学和与之相关的研究著作、研读经学时必备的小学（文字、音韵、训诂）才是正规的经学。但是中国历来无“国学”之名，所谓“国学”，倒是近百年来才冠以的。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弁言》中指出:“国学之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近世所谓的国学，是相对“西学”、“新学”而言，章太炎先生称之为“国故”，胡适先生以为较确切，或可是“国故学”的简称。当然也就囊括了史学和文学之类。

今天八九十岁的人，真正受到过系统经学教育的已经很少，太初先生（周一良）、季黄先生（朱家溍）、畅安先生和我的父亲这一辈人，也只能在家塾（家馆）中受到比较正统的经学教育。先君比各位先生要小十余岁，更是这批读书的世家子弟中最年幼的。当时在这些人家中教授家馆的多是清末有功名的饱学之士，授业解惑，要求十分严格。朱季黄先生七岁入家塾读书，并没有上过正规小学，十四岁考入初中，也就是说他的整个小学时代是在家塾教育中度过的。畅安先生十岁入美国学校之前也是在家塾中完成了部分经学基础教程。

畅安先生长先君十一岁，但他们都曾先后就读于北京干面胡同的美国学校，畅安先生一九二四年入学，先君一九三六年入学，都是十岁，畅安先生在此就读近十年，一九三四年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先君却因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仅在美国学校读了五年。北京干面胡同的美国学校是一所非常著名的美国侨民学校，是十年一贯制教育，毕业后可以直接考入大学。学校中既有美国孩子，也有少数中国孩子，都用英语教学，因此畅安先生与先君从小都能讲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甚至包括一些英美俚语，这种语言环境和教学对他们一生中融汇中西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畅安先生在美国学校上学时居住在南小街芳嘉园，而先君住在东总部胡同，都距离干面胡同很近，大概这也是家中为他们选择这所学校的原因之一。美国教育历来在中小学期间比较宽松，因此给了孩子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和时间。而家塾教育也并未在此期间废弛，所以他们回到家依然要完成经史之学的继续教育。先君曾一度暂住天津，借读于天津圣路易学校，也是同属于美国学校一类。在那段时间中，依旧在天津家里延请瞿润缗先生教授《汉书•艺文志》，这位瞿先生也是周太初先生的老师，以至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太初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还两次提到瞿润缗先生的情况，他说那时瞿先生是往来于天津几处宅门授课。

畅安先生就读于美国学校的十年，也正是他沉湎于蓄虫放鸽、挈狗追獾的时期，以至于在学校的英文作文中也大谈鸽子，被美国老师叱责。而先君在美国学校学习期间，除了喜读英美文学，放学后依然回到家中请不同的老师讲《礼记》、《左传》、《公羊》、《孟子》和训诂学。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孩子被迫接受经学教育未必情愿，但是对中国诗词的热爱却又当别论。畅安先生曾对我说过，那时读经的兴趣不大，但对古典诗词确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一点与先君却有共同之处，从他们的文学素养中都能找到中西文化的结合点。

在畅安先生这一辈人中，今天被称之为文化大家的启功先生（生于一九一二年）和杨宪益先生（生于一九一五年）又与之不同。启功先生虽为天潢贵胄，但幼年失怙，又兼家道中落，青少年时代有着艰苦奋斗的历程。先君与启功先生虽相差十三岁，却出于同一师门，都曾受业于戴绥之（姜福）先生，因此启功先生总是谦逊地称先君为“学长兄”。启功先生虽然完成学业于教会的汇文小学和中学，但终是中国式教育，以致后来启功先生常说:“我缺西洋教育这一块儿。”杨宪益先生的情况又有不同，他在一九二八年入天津英国教会学校新学书院学习已经是十三岁了，六年之后考入英国牛津大学。杨先生的青少年时代也是不大用功的，甚至近乎“顽劣”，就是到了英国之后，也是凭着少爷的阔绰，游遍英伦欧陆，出入于各种娱乐场所。直至他二十四岁时将中国的《离骚》翻译成英文英雄双格体后，他的才华方为世人瞩目。

畅安先生这一辈人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新旧文化交替的特殊时期，由于他们的家庭背景为之提供了较为优裕的环境，受到了很好的文化熏陶。但并非所有这类世家子弟都有他们这样的经历以至后来的成就，其中沉沦者大有人在，甚至居大多数。我想这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这类出身的子弟大多仰仗较为优越的生活环境，养成了纨绔子弟的诸多恶习，不肯认真读书。或是某些世家思想陈腐，抵触新学，致使子弟不能接受新的文化和思想。再加上中国社会变迁更迭迅速，宦海波澜，所谓世家，在二三十年代中急骤衰落。二是社会变革造成文化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试想如果没有中国今天多元化的文化价值观，或者说启功先生、朱家溍先生、王世襄先生他们未能历劫不殁，也不会有他们晚年的辉煌。应该说畅安先生既是他们这一辈人中的佼佼者，也是这一辈人中的幸运者。

谈到文化价值取向，必然涉及一个关于“显学”和“绝学”的问题。

“显学”之谓，始于韩非。在韩非子的时代，儒墨之学称为显学，其他诸说称为“隐学”。对此，韩非子自然是持批判的态度。及至后世，凡是得到社会广泛认同，学术价值较高而又被高度关注的学术派别或类别，则称之为显学。至于那些联系社会实践密切，学以致用，又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经世之学，近代更是奉为显学。而隐学则是距离现实生活较远，而又不为人瞩目的学问。

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显学与隐学并非一成不变。例如自然科学中的理论数学，早在上个世纪初期到中期，尚可称之为显学，但时至今日，在自然科学中就没那么“显”了。又如社会科学中的古文字学、中西交通学和敦煌学，早年并非显学，而在今天的学术界却算得上是显学了。

显学形成的社会因素，既缘于时代变迁导致的文化价值取向，也缘于学术自身的构成与发展，甚至取决于国际与国内学术界的关注程度。

即使以畅安先生的文物鉴赏之学而言，过去多以青铜器、陶瓷、书画等谓之显学。当然，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际，文物鉴赏之学整体也算不得是当时的显学，何况畅安先生最为擅长的木器、漆器、匏器等杂项之学，更可谓是绝学了。中国漆器有着漫长而丰富的历史，但关于漆器的著述却仅有一部《髹饰录》，而畅安先生的《髹饰录解说》也就成为唯一注释和阐述《髹饰录》的力作。《清代匠作则例汇编》更是一部千百年营造匠作的经验总结。或者换言之，正是有了畅安先生的《髹饰录解说》、《清代匠作则例汇编》、《北京鸽哨》这些著作，这些濒于灭绝的传统工艺才得到更广泛的关注。

“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历来是传统观念中根深蒂固的思想。畅安先生的绝学早年并不被人重视，同时，他中年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没有给他提供得以发挥和施展的空间。直到他的《明式家具研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赏之后，才真正确立了畅安先生在文物界的学术地位。每念及斯，总有种莫名的隐痛。有人曾说，“中国人认识王世襄太晚了”，我总以为不是在说畅安先生，或可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迟来。

如果以显学的观点来评价畅安先生，也许他算不得一位学界哲人，而以学术正统的观念来评价，畅安先生之学也算不得是“大道之学”。但他却将绝学做到了极致，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他的著述，也许还应该有更多的思考。

畅安先生的学问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他的综合文化素养。凭着青少年时期中西文化的濡养，无论中国的经史、诗词、丹青翰墨，都可以说达到他那一时代中较高水平。当然，对畅安先生一辈的学人来说，并非这些方面的专门家，只不过是那个时代文化人的基本素质罢了。如史学家邓文如（之诚）先生作《骨董琐记》，数学家苏步青先生能作诗填词、一生留下诗作千余首一样，古文、诗词乃至翰墨丹青并非他们的术业专攻，只是一种必备的文化修养。

二是畅安先生的绝学，如古代音乐、木器家具、竹刻匏器、营造髹饰等等。畅安先生自一九五三年进入民族音乐研究所之后，潜心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先生对中国古代音乐的造诣，一方面来自夫人袁荃猷先生的影响（袁先生擅古琴，曾师从汪孟舒、管平湖诸君），以琴怡情，常伴左右，自称“琴奴”。另一方面畅安先生供职民族音乐研究所的时候，与管平湖先生同事，经常切磋，获益匪浅。以至在此期间完成了对古琴曲谱《广陵散》的研究（说明部分）和《中国古代音乐书目》的编写。应该说，这些属于他在民族音乐研究所与业务有关的研究成果。而先生对明清木器家具的研究，却是出自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可以说是执著至极。关于他在那些年远赴通州、河北收购木器家具的轶事很多，我也曾在《斯人去矣 大雅云亡》一文中提到他在早上六点半提个大冬瓜到我家看“气死猫”（一种古代放在厨房、柜门上有窗棂的食品柜，猫闻得到味儿，却进不去，故称“气死猫”）的旧事，这些都可证先生于此道的执著。而先生后来的《明式家具研究》、《明式家具珍赏》等著作也是来源于多年的积累，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关于竹刻匏器的研究，应该说是多来自畅安先生的两位舅父——金西、金东溪的影响，他们都是中国现代刻竹大家，有著述和许多作品传世。竹刻是盛于明代、有着悠久历史的重要工艺，但缺乏系统研究和重视，畅安先生正是以金西厓先生的《刻竹小言》为基础，增加了许多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竹刻方面的经典之作。凡此种种，皆可成为绝学的典范。

三是畅安先生的杂学。这里所谓的杂学，也包括了许多“玩”的学问。林语堂先生在其《论趣》一文中以为，趣是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行为动机。也正是这种“趣”，令畅安先生超出一般“玩”的范畴，他是以治学的精神精研诸道。养鸽蓄虫，皆有法度;追本溯源，厥有史考。他晚年所撰、所辑、所编的《北京鸽哨》、《明代鸽经清代鸽谱》、《说葫芦》等著作，无一不是“玩”出来的学问，而又无一不是这些方面的经典之作。“玩”和“趣”中是要常怀素心、注入真情真气的，畅安先生有许多形形色色的“道友”，这些“道友”大多是些民间匠人和艺人，绝非“斯文中人”。我在先生家中多次遇到这样的技艺工匠，发现先生与之谈笑时眉飞色舞，神态、意趣宛若顽童，实在令旁观者为之感动。

畅安先生晚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当是《锦灰堆》了。自一九九九至二〇〇七的八年，又相继出版了《锦灰二堆》、《锦灰三堆》和《锦灰不成堆》，共四种七册，成为《锦灰堆》系列。先生在自书序言中称“锦灰堆”之名是取自元代画家钱选所绘手卷《锦灰堆》，谦称是食余剥剩、无用当弃之物。但我在读到《锦灰堆》时却总想起韦庄《秦妇吟》的“内库烧为锦绣灰”，先生所辑的这些劫后逸文与佚文，似当做“锦绣灰”而观之。中国文化数千年所受到的劫难，竟又如此相似耶?《锦灰堆》四种，可称杂著，收录了先生多年以来的文章、诗词、题跋若干，关乎器物、工艺、书画、文学、乐舞、游艺、饮食各个方面，或忆人、或忆事，无不与先生自己一生的闻见有着密切的关联，也可见先生涉猎之广博，腹笥之渊深。《锦灰堆》亦可视为性灵之作，于斯而论，与晚明张岱的诸多笔记又何其相似耶?畅安先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可谓不离泓泓主脉，而又不弃涓涓细流，绝无迂腐气，这不能不联系到他早年受到的西方文化影响，但畅安先生对西学的运用，却不是搬来的，而是“化”来的。

学问之谓，本无神秘可言，或曰人人可为之，事事皆学问。但对于偌大的中国文化来说，则需要触类旁通，这也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以知识结构而言，在某一方面掌握大量资料，并能抉隐发微，阐明新义者，当谓之专门家。以当代信息社会的条件和学者智商素质而言，产生许多方面的专门家并非难事，其研究成果也往往会超越前人。但能触类旁通，广撷博采，将众多中国文化元素有机地融为一体，而又具有前辈文化人气质的通家却又不易。何也?时代使然也。再以情趣而言，能执著于一隅，安之若素，上下求索，于“小道”之中得“大道之学”者，更为不多。何也?好尚使然也。

真正的学人当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气质，出于平实，流于自然，而不是故弄玄虚，将本来是可以说得清、道得明的东西无端加以理论化，显得深不可测。谈及畅安先生的学问，我们总会体会到先生那种博大精深中的平实自然，这或许正是先生的风格，也是最令人怀念他的原因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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